这首气吞万里如雷贯耳的《纪辽东》出自隋朝的杨广——即隋炀帝之手，时人对他评价不一，褒贬参半。杨广被历史铭刻为暴君，他的残暴与奢靡，甚至以弑父弑兄的罪行登上帝位，使得他在人们心中成为冷酷无情、以虚伪和阴谋登上皇位的代名词。然而，除了这些负面形象，很少有人提到杨广的文才与改革远见。事实上，隋炀帝的治国理政和文化成就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已有1400多年，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李密曾在檄文中控诉隋炀帝的暴政，称他的罪行“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这番激烈的言辞表明了当时人民的愤怒与痛苦。然而，若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重新审视隋炀帝的一生，便能更为客观地评价他的复杂性，不能将其简化为纯粹的“暴君”。
展开剩余83%年轻时的杨广，英俊聪慧，才情出众，颇具英雄气概。作为隋文帝的第二子，他自幼便展现出卓越的智慧，深得父皇宠爱。隋朝刚刚建立时，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先后担任了并州总管和雍州牧等重要职务。尤其在公元588年，杨广指挥了隋朝对陈朝的征伐，当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凭借着出色的战略眼光和决策能力，杨广成功攻下了陈朝的都城建康，俘获了陈后主，为隋朝统一全国立下了赫赫战功。
杨广的军事才能令人刮目相看，甚至与后来的唐朝名将李世民相提并论。魏征曾言：“炀帝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这段话充分表明了杨广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成就。其后，他在与北方突厥的战争中大获全胜，斩首千余级，稳定了隋朝北方边疆。这些表现为他后来登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相比之下，杨广的长兄杨勇却没有任何显赫的功绩，他的奢华和放纵导致了父亲隋文帝的失望，而杨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渐渐削弱了杨勇的地位。当隋文帝因病交政于杨广后，杨广毫不犹豫地采取了果断的手段，毒死了父皇，并逼迫杨勇自尽，最终登上了帝位。
虽然杨广以弑父弑兄继位，违背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这无疑是他为后人所诟病的主要原因。然而，站在历史的长河中，隋炀帝执政后期对许多制度的改革无疑为隋朝的社会和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实施了包括开创进士科在内的科举制度改革，推动了官吏选拔制度的重大变革。这一改革，使得贫寒子弟有了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机会，打破了名门望族的政治垄断，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员选拔提供了基础，也为后来的唐朝盛世铺路。
隋炀帝还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恢复并扩大了全国各级学校的招生规模，使得学校教育的覆盖面空前广泛。在他的推动下，隋朝的学校数量在前期迅速增长，数量达到近20万人，平均每六户家庭就有一名孩子能上学，这在封建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虽然隋炀帝的暴政使得学校教育在他统治后期迅速衰退，但他在推动教育方面的初期贡献，尤其是在对儒家思想的提倡、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仍然值得肯定。
隋炀帝的教育政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波及了亚洲其他地区，特别是对日本的影响显著。隋朝的数学、天文历法等学问通过遣隋使传播到了日本，并为后来的中日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在隋炀帝的统治下，西域各国与隋朝的交往逐渐加强，不仅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带动了丝绸之路的复兴。
除了文化教育，隋炀帝还积极推动了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的改善。他在大业元年开始着手建设洛阳，迁都的决定不仅考虑到南北的地理优势，也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南方地区的掌控。通过交通便捷的洛阳，他希望能够提升隋朝的经济实力，并打破当时长安与南方地区之间的隔阂。仅仅十个月，洛阳的建设就完成了，成为了隋朝的新政治和经济中心。
与此同时，隋炀帝还着手开凿大运河，这一庞大的工程从北方涿郡一直延伸到南方杭州，全长两千多公里。虽然这一项目为隋朝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推动了沿线城市的繁荣，然而，民工的死亡人数也令人触目惊心。据统计，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约有二百五十万民工因劳累过度而丧命。尽管如此，大运河的开通，至今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重要的水运通道之一，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隋炀帝不仅注重国内建设，还积极开拓西域与海外的联系。他发动了多次军事行动，收复了西域的大片领土，并促进了中西文化、经济的交流。隋炀帝在位期间，西域的多个国家向隋朝进贡，文化交流频繁，丝绸之路的复兴为后来的唐代盛世铺设了道路。
隋炀帝的治国理念虽然充满争议，但他在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贡献却无法抹去。他开创了科举制，推动了教育发展，修建了洛阳和大运河，并通过多方改革让隋朝在短短十几年内走向了辉煌。尽管他在军事上的失误，尤其是对高丽的征战，导致了民众的反感和社会动荡，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隋炀帝的许多改革成就为后来的唐朝盛世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个具有两面性的帝王，隋炀帝的贡献和过错往往相互交织。我们评价隋炀帝时，应该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承认他在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双重贡献，并且也不能忽视他暴政带来的灾难。毕竟，历史的评价是多维度的，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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